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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绘制中华民族“体质地图” “乡野教授”一路寻到雪山尽头

  “你见过现在还穿明朝服饰的‘屯堡人’吗?”  “你知道汉
发布时间 : 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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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文写作 这些方法很实用

  对于在英美澳加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留学的人来说,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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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缘何上热搜

  微博热门话题里,文学算是个“冷门”。然而,“我们为什么需
发布时间 : 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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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绘制中华民族“体质地图” “乡野教授”一路寻到雪山尽头

  “你见过现在还穿明朝服饰的‘屯堡人’吗?”

  “你知道汉族人成年后,年龄越大耳朵和脸越长吗?”

  “你听说过西南边陲生活着一个只有600多人的‘莽人’族群吗?”

  “你知道历史名著里‘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的真假吗?”

  ……

  这些“生僻”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教授40年跋山涉水的乡野调查中。

  学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断出是什么民族。”

  “公安局都打电话来,希望他协助辨认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哪里!”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还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跑到喜马拉雅山深处,做夏尔巴人调查。”

  “就为了顺利采集数据,酒量不大的他,在少数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为教授的他,因为在城市摆摊测量,几次被当作‘江湖骗子’带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这个,很难发表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同行纷纷离开,但他却坐得住冷板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曾经只有8000元研究经费,他一分掰成两半花,硬是撑了好几年,跑遍了内蒙古各盟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抠”——

  “为了省钱,他住过5元一晚的小旅馆,还搭过马车、拖拉机。”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个背包早已破旧不堪,就是不舍得换。”

  他就是郑连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我国顶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中国人的体质数据能够被这样全面地记录下来。在郑连斌和他团队的坚守下,中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得以建成,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这样说他坚守的意义——“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我们坚持研究,就是为了给中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生产设计、标准制定等更加科学。比如,摸清体质数据‘家底’后,才能知道该生产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凶手。”

  跋涉30余万公里,走过22个省份,“乡野学者”一步步揭开民族“密码”

  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体质地图”,他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过30余万公里、走遍22个省份,用大半生记录下中国39个民族的6万份、400多万个身体体质数据,并将这一串串神奇的数字排列组合,“翻译”出中华民族基因与生活写下的“密码”。

  如今,72岁的他,脚步仍在继续……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0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郑连斌荣获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殊荣被摆在工作室的一角。绝大多数时间,这里却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高原,在西南边陲,在苍茫草原,在荒凉戈壁……

  年少的学生每次在校园中,偶遇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教授时,总希望听他讲讲那些奇妙的故事。

  郑连斌从事的是中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从1981年写作本科毕业论文算起,已有近40年之久。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到天津师范大学,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类体质学都研究啥?是跟体检一样吗?”

  总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郑连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释:“简单说,就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80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跟着郑教授,奇怪的知识总在增加。”学生们说。

  “未识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长征”中的“高光”。

  中国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只有56种答案?郑连斌说,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约有64万中国人的身份证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们往往住在偏远地区,几乎与世隔绝,像西南边境地区的‘莽人’,仅有600余人,过去他们居住的4个村子中,有3个连路都不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应该留下自己的体质‘脚印’。”他解释说。

  对于这些“未识别民族”的研究,郑连斌费尽心力。

  藏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夏尔巴人,就是其中之一。

  “2006年,我们第一次入藏,就想测量夏尔巴人的体质数据,但去往他们聚居区的路并未修好,调研只得作罢。”郑连斌说,固守着独具特色民族文化的夏尔巴人,因给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当向导、做背夫,而闻名于世。如今,中国西藏境内的夏尔巴人约4600人。

  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2016年,他与研究团队终于有机会再次入藏,在完成门巴族、珞巴族的体质测量后,于盛夏时节到达雪山深处。

  体质测量是为了科学研究,并非政府行为,走南闯北这些年,郑连斌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为了“打通”关系,他们往往提前购买毛巾、洗衣粉之类的小礼品作为“见面礼”。这一次,他们给夏尔巴人准备了洗衣皂。

  夏尔巴人的村寨在山上,团队成员之一、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包金萍回忆说:“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可街上找不到吃早饭的地方,只好饿着肚子,带着测量工具和礼品登山。山路简直是垂直而上,攀登相对海拔400米的1900多级台阶,就用去了一两个小时。我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是郑教授却跑在了我们11个人的最前面,第一个爬上了山顶。”那天,68岁的郑教授站在台阶上不断地给团队鼓劲,包金萍记忆犹新。

  村寨难寻,但登顶那一刻,团队看到了身着鲜艳民族服装,围过来的夏尔巴人。“仿佛在过节,我们被他们的憨厚纯朴感动。类似这样的瞬间,是我坚守这份事业的原因。”郑连斌说。

  那一次,98例夏尔巴人男性、84例夏尔巴人女性的体质数据,被一笔一画记在了表格上。也是那一次,中国夏尔巴人的身体数据有了第一份记载。

  跋山涉水,有时脚步还能“穿越”历史。

  在一次贵州大山深处的测量中,他们遇到了汉族的一个分支——屯堡人。

  “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装宽袍六百年。绑腿绣鞋皆大脚,石屋傩戏古风延。”郑连斌这样描述他乍见屯堡人时的一幕。

  “我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屯堡人,传说他们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所派大军的后人。因军队驻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以称为‘屯堡人’。他们来自江南,在贵州山川阻隔下,历经600年沧桑,但建筑、服饰、娱乐方式都依然沿袭着明代的习俗,简直是古代中国汉族留下来的‘活化石’。”郑连斌讲起历史,眉眼里生着光。

  同为汉族,但民系、分支众多。“中国汉族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个族群最高,哪个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轻人已经迈入高身材行列?”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人能回答。

  2009年,郑连斌带领着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

  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他们避开了北上广这样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走过20个省份,历时4年,测量了4.3万多名“典型”的汉族人,并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较为完整的汉族人体数据库。

  这场大规模的测量,也换回了不少“有趣”的结论。

  ——研究分类的11个汉族方言族群中,华北、江淮、东北方言族群身材最高,赣语族群身材最矮。

  ——相对来说,北方汉族人鼻根较高、面部扁平、颧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宽、面部立体、嘴大。

  ——汉族人成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身高越来越矮,耳朵和脸也越来越长,眼睛在变小,颧骨变凸,眼睛颜色变浅,皮肤颜色变深。

  ……

  “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不仅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郑连斌说。

  走访39个民族,采集400多万数据,“摆摊教授”一次次被城管“带走”

  宇克莉是郑连斌多年的“战友”,作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她这些年随着郑连斌走南闯北,饱尝奔波之苦。

  可她印象最深的,却是跟着郑老,刷新了“一名教授被城管‘带走’”的次数。

  “最初做汉族体质测量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常常选个城市的广场、路边,拉个红色条幅,写着‘人体测量、免费测量’,就摆开架势工作。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怀疑我们是卖假药的,就把我们‘带走’了。”宇克莉笑着做无奈状。

  城管的误会,很快便能解开;老百姓的不解,却需要团队费番功夫。

  “在村里给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测量时,有时得跟着向导一家家敲门,一遍遍解释。有些地方的人们,排着长队来接受测量,我们从早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罢,但还是会有人测量完之后抽掉表格转身就走,就因为‘怕泄露个人隐私’。”宇克莉说,每每这种时候,郑老总是第一个上前解释,然而总有怎么解释也不行的情况。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认为团队的测量点位影响了自己的生意,一脚踹飞了桌子。

  “所以我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连斌说,譬如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路线和时间……这都是自己多年组织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宇克莉至今能回忆起2015年,在泸沽湖畔为摩梭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是热门旅游地,摩梭人都忙着挣钱,根本没空搭理我们。”一筹莫展之时,郑老反而乐呵呵地带着大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人开起了篝火晚会,他赶紧带着大家和他们“卖力”地唱歌、跳舞。第二天,被“拉近了关系”的摩梭人终于三三两两来到测量点,测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远途中潜藏的凶险却难以预料。

  有一年,郑连斌团队前往西藏墨脱寻访“未识别民族”珞巴人。路上遇到了塌方,但村里却来信说,等待测量的村民已经到位。等修好路再走,什么时候才能到村里?郑连斌果断决定弃车,翻越巨石,走路进村。

  这是一条在半山腰生生凿出来的路。一侧是几十米的悬崖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另一侧是石头摇摇欲坠的山壁。“几个女同学吓哭了,我在前边探路,宇克莉负责断后,保护着学生翻过塌方路段。背着测量仪器,徒步近两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目的地,来不及休息,立即开始工作。”郑连斌说得轻描淡写。

  另一次,郑连斌和团队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村子里,整整失联了三天,家人几乎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找遍了所有可能联系到的人,却一无所获。

  还有一次,在四川平武为“白马人”做体质测量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服,郑连斌被冻得身体完全没有了感觉。

  ……

  这样的经历,对常年跋涉在路上的郑连斌和研究团队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加入他的团队,首要要求是特别能吃苦。他有句口头禅:“这些都是小事。”

  学院教师张兴华说:“加入时有心理准备,知道会很苦,但没想到这么苦。而且郑教授对每一次测量是否准确,每一个数据是否精确,都有严格的要求。”

  郑连斌不仅“拼”,还“抠得出名”。

  “虽然已是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教授,但他总是尽量找价格便宜的旅店,吃饭能吃饱就行;很多年我们都是坐火车、搭顺风车去做调查,有时还坐拖拉机、马车。”说起郑连斌有多“抠门”,团队成员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是8000元,用这笔钱,我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成了国内首次全面的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现在经费虽然宽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郑连斌说。

  出差抠,对自己更抠。

  郑连斌身上背着的单肩包内侧,皮子已经完全斑驳脱落,这个包跟了他十多年。身上的衣服,也反反复复只有那么几套,连团队成员都忍不住提醒他,郑老买几件新衣服吧!

  “研究之外的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放在心上。”他说。

  宇克莉说,对郑老来说,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只有那些填满数据的表格。为此,她讲了一个故事。

  2009年之前,团队出差只能坐火车,去趟云南,单程就要三天时间。“去程的时候,空白的测量表格学生背着。但只要到了测量点,表格上填上了数据,就得归郑老保管。一路上他都自己背着,连坐火车,他都要把一捆一捆的表格压在枕头下,睡觉就这么枕着,多高都枕着。”

  听到这话,郑连斌脸上全是不好意思的笑。“这些数据实在来之不易,我粗略地算过,一张填写着数据的表格成本是25元,这都是国家的钱。还不包括我们千辛万苦地联系沟通、路途往返。”

  为了解释一张表格的重要性,郑连斌轻轻拉开了工作室中的抽屉,满满当当都是分门别类的纸质表,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每张表,都记录着80多项详细指标,一个个指标观察、测量、填写下来,至少需要12分钟。”

  说罢,他又迅速地将表格收进了抽屉。这些表格,他视若珍宝。

  坚守40年,72岁再出发,“古稀专家”还在一笔笔绘制“体质地图”

  不知是否因为走过了数倍于常人的路,早在五六年前,郑连斌就患上了腿疾,右腿不能伸直,总是隐痛不已。

  “以前调研我总是走在第一个,可是现在走不动了。”

  我国“未识别民族”主要隐没在西南边陲的群山峻岭中。团队成员都劝他,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该享享清福了,不要再亲赴采样地了。

  但他却没有停下,继续“冲”在乡野调查的一线。“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们打好基础,未来随着科技和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些数据会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说。

  近40年里,由郑连斌、宇克莉等人组成的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已经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汉族、蒙古族等39个民族的体质研究。另外,郑连斌教授带领的科研队伍还对僜人、夏尔巴人、革家人等“未识别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目前累计完成了14个,他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研究范围覆盖到我国境内全部“未识别民族”。

  “过去只有文学记载,‘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这都是虚的!具体是多高啊?手有多长啊?没有具体的数据,历史上的人长什么样咱们全凭想象。可从现在起再过几百年,那个时候的人想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能查阅我们留下的资料。”郑连斌说。

  科研的路并非坦途。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转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但郑连斌却始终未动摇。

  “我那个时候没有钱,就拉着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搞,甚至去敲素不相识前辈的家门请教。后来,我们的研究得到了肯定,也坚持了下来。”

  为什么不转行?他的回答是“国家需要”。

  “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而我国的研究那个时候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奋力追赶,因为民族体质特征数据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太重要了。”郑连斌说。

  摸清中国人体质的“家底”,郑连斌一直在坚守。目前,我国三支重要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团队,有两支由他创建。

  坚持也换来了收获。这些年,郑连斌和他的团队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宇克莉、张兴华在郑连斌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连续申请了《中国南亚语系十个民族的体成分研究》等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在2020年也拿到了《西部民族走廊的16个族群体成分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年)的社会学学科排名中,郑连斌的论文影响力位列第一。

  “这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几十年坚守,摒弃浮躁短识功利,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填补了国家的空白。”许多业内著名专家学者感慨。

  张兴华说:“因为先生的工作,很多民族有了第一份完整的人体数据。他领先其他人类学工作者记录的第一份完整的、详细的当代中国人体质数据,将成为千百年后宝贵的历史文献。”

  郑连斌的书桌上,有一篇他自己写的《体质人类学科研工作杂忆》。在这篇千余字的七言组诗的最后,他写道:

  “天南地北洒汗水,五湖四海结情缘。愁累苦烦次第过,更兼几度遭危险。不愿人世平如水,喜将今生付流年。”

  常常会有人问郑连斌:“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如今,他用白了的发,弯了的腰,慢了的脚步,以及40年的岁月回答——这是一部中华民族体质的“地图”。

  他说:“中华民族还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数据。我既然从事了这项研究,就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工程浩大,但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所以,他不愿停止。

  接受记者采访两天后,已经72岁的郑连斌再次出发,在北部湾的海天苍茫间,探访广西的“海洋民族”京族……(本报记者刘元旭、白佳丽、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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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8 查看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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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文写作 这些方法很实用

  对于在英美澳加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留学的人来说,英文写作是无法绕过的门槛。对多数人来说,口语不好可以通过使用简单词汇和手语实现沟通,阅读和听力水平则可以通过浸润在英语环境中被动提高。但相比较而言,英语写作能力很难快速提升,甚至会因此拉低单科乃至整体成绩。本文将介绍一些较为实用的英文写作思路,以供海外学子参考。

  避免重复叠词 转换表达方式

  大多数刚出国的留学生在进行英文写作时,往往带着较明显的应试教育印迹,同时,由于熟悉的词汇数量有限且为了尽量避免语法错误,在写作中倾向于使用较为简洁直白的基础词汇,最后成文读起来常让人感到“干涩乏味”。在欧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措辞的使用是写作的基本评判标准之一,很多留学生的写作成绩正是因为用词简单、重复较多,难以拿到高分。

  在此背景下,在写作中学会使用含义更为丰富的词汇来进行更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的一位校友在第一学年上写作课时,老师为了考查词汇量,就让他尝试用英语写“目前骑自行车的人正在变多”,他写为“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riding bicycles”,老师看后表示“这句话意思我能理解,但你的表达方式有些初级”,并表示按照他们的习惯可以替换部分词汇,还可以表达得非常本地化,改为“cycling is gaining its popularity”。

  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学子在学习非母语时,想要拓展措辞水平时容易遇到的困境。学外语都是从最基础的词句开始,当达到初学者水平后想要进一步提高将面临更大困难,因为提高措辞能力不同于单纯背单词、记例句。

  在我看来,一个较为简洁高效的方式是多关注课堂所用教材。首先,出于教学目的,教材文本本身就较为书面和正式,遣词造句严谨;其次,由于大多数教材都已使用多年,其中出现语法错误的概率也更低;最后,由于教材的叙述内容力求精练,因此往往选择较为凝练的词句。这些特点对于留学生快速提高写作能力来说大有裨益。

  善用从句 提高文笔实力

  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很多人会对从句尤其是长从句感到头疼。

  对比中英文来看,英语语法的从句将两个或多个分句合并到一起,这种方式在直观上不同于中文语法形式,因此,想要熟练掌握使用从句得下一番功夫。

  然而,在欧美高等教育的进阶写作中,使用复杂从句不可避免。从考核角度来看,教师们大多倾向认为善于使用从句的国际学生英语语法功底较深。留学头两年,我身边英语水平一般的中国学生,常常为了求稳,宁可连写两个分句也不敢尝试从句。这样做虽然客观上减少了错误,但由于写作考核出了基本语法外还有“文笔”一项,这些学生“丢卒保车”的做法,在“文笔”上往往只能拿及格分数。

  相较于英语其它类别的学习而言,从句和其它相关联的复杂句式本身没有特别集中的学习方法。结合我自己和身边同学的经历,多关注媒体报道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一些英文媒体的深度报道中,通常会为凸显其专业性、凝练传递信息而偏好使用复杂句式。同理,观看内容以科普知识为主的纪录片也是锻炼长句使用的好办法,这类影片很容易涉及名词术语解释和概念对比,其内容本身决定了频繁使用从句的必要性。

  改变母语习惯 尝试外语思维

  在有一定语言基础后,不妨考虑将外语使用“本地化”——在语法习惯上尽可能贴近外国人的母语习惯。不少留学生都有过类似的体会:很多符合中文习惯的语句顺序如果照搬成英语,很容易丧失原有韵味。

  此类案例常见于较短语句,如媒体作品的宣传语和一些常见的告示牌。比如,“员工通道”按照中文思维很可能会被翻译成“entrance for employees”,但北美商店则通常标为“staff only”,这样不仅更简洁,也更符合本地人的语言习惯。

  另外,在写作中适当使用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短语或成语是一个较突出的加分项。由于拉丁语历史悠久,这些短语本身就多见于风格严谨的学术写作中,其含义也都约定俗成,更能保证语义得以准确传达。拉丁短语的数量相对较少且容易获取,是“高级词句”的优选项。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拉丁语和英语客观上存在差距,拉丁式短语忌大范围或频繁使用,因为容易给人造成“炫技”之感,反而不美。

  想要在写作中掌握更多地道用语,最好的方式便是主动让自己长期处于英语环境之中。很多留学生在刚到国外遭遇“文化冲击”后,出于对自己语言水平的不自信而更愿意在华人圈中交往,课堂学习之外很少同自己的外国同学交流。长此以往,不仅在人际关系方面容易让自己陷入被动,也会导致语言水平提升困难。在度过文化适应期后,也要尝试结交志同道合的外国同学。因为感受不同文化,原本也是留学生涯中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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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缘何上热搜

  微博热门话题里,文学算是个“冷门”。然而,“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近日登上热搜,阅读超过1亿次。这可能得益于平台在算法上的“照顾”,也和新年来临,一些机构评选新书有关。

  不管如何,大家对文学的热情是实实在在的。话题的置顶内容是这条:“如果我们生命中的某一瞬间可以向文学敞开,那我们所感到的那种破碎和孤独感,它就可能得到陪伴或消解。”很多人对这句话颇有感触,向世界敞开了心扉,讲述了自己和文学的关系。

  文学的历史如此久远,为何在今天成了一个话题?这很可能和刚刚过去的2020年有关。在这一年,人们更明显地感受到“那种破碎和孤独感”。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被打乱,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需要重新评估。“保持社交距离”成为全世界抗疫的通行办法,日本人选的年度汉字是“密”,实际上人们感受到的是这个字的反义,即“疏远”“隔离”,但是在更深处,又是对团结的渴望。

  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鲁迅著名的“弃医从文”再次给我们以启示。在仙台学医时,他从幻灯片上看到麻木的国人,于是想到医治人的灵魂比身体更加重要。这话在今天看来有很大争议,毕竟健康的体魄可以增强免疫力,更好地对抗疾病。但是,文学的“疗愈”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阅读一部小说,也是努力感受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明亮也可能是阴暗,甚至让人悲伤。但是,它有一个社交媒体所没有的优势,它毕竟是“整体”的。只有建立在“整体”基础上的共情和思考,才能对抗“碎片化时代”。

  所以,最近几年,尽管各种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很多人膜拜“视频时代”,图书出版市场还是稳步增长。实际上,人们或许更离不开文字、文学了。一个例子是,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丝·格吕克的诗集,在获奖后被马上加印,销量颇佳。实际上,一些出版社认真推出的诗集(在文学中属于最不畅销的),虽然很少畅销,但是也有不少“长销”。而像波兰诗人辛波斯卡那样以抒情见长的人,在中文世界,甚至算是畅销书作家了。

  在大城市,出现越来越多漂亮的书店。这其实也给书或者文学提供了新的和人接触的场景。人们需要“更美好”的生活,不只是更好,也包括更美。文学正在被更多地“使用”,不需要凿壁偷光或者寒窗苦读,而是出现在日历、海报和文化衫上,成为“消费”。

  前不久知名书店方所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开了一个乡村书店,很美,有网红潜质。书店的咖啡馆,据说是整个修武县第一家咖啡馆,看起来这是一个“不接地气”的项目,但是开业后的反馈出乎预料,2000元的日营业额中,打卡游客购买咖啡占比还不到一半。当地人也在消费,他们买的是书。那些经典的作家,就此在中国乡村找到了新的读者。

  这样的故事,能够反映中国人的阅读状况。我们经常慨叹中国人不爱读书,其实这种慨叹,反而说明真实存在着对书的需求。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任何一个家庭,买几本书都不再成为问题。与此同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今天任何一个青年,都拥有基本的阅读能力。文学或者图书的土壤,一定是更丰富而不是更贫瘠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为何突然“热”了这么一下。2020年的疫情,让更多人都多多少少获得了自己的“内省时刻”。重新审视亲友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抒发对未来世界的担忧,这就是“诗意时刻”。可以预见,在未来人们的生活中,精神因素必将占据更大分量。文学不是高于生活,也不是反映生活,而是内在于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者:张丰,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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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考第一但不爱学习,为什么

【对话】

现在的家长,一提起孩子的学习就焦虑,普遍感到自己的孩子不爱学习,不爱做作业,常常因为督促孩子学习而引发“家庭战争”,尤其是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也反映自家孩子不爱学习,这是为什么?杭州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安富海针对这一现象在一些学校对学生进行了访谈,希望产生的结论对我们当下的教育困境有所启发。

1.“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背后的不和谐

记者: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不爱学习的孩子都是学习成绩不好、学习习惯不良的孩子。但现在许多优秀的中小学生,甚至许多班级第一名的学生也不喜欢学习。这是为什么?

安富海:2019年底,深圳一所中学运动会上初中某班学生在方阵中打出“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的横幅,一经流传竟得到许多共鸣。许多中小学生高呼“太有才了!说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言下之意,他们也不爱学习。这个横幅和附和者们的高呼让大人们哑然失笑,但这笑声却充满着忧伤。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测试结果,在79个参测国家(地区)对15岁学生的抽样测试中,我们取得3科(阅读、数学、科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然而,与2009年、2012年我们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公布后“普天同庆”不同的是,这次教育界开始理性反思PISA测试暴露出的问题,包括教育均衡、师资短缺、学习时间、教学方法等。我认为,还应该深入思考我们的学生学习状态和学习成绩关系的问题。因为学生学习的现状告诉我们,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成绩存在不和谐现象,即学习成绩好,却不爱学习。

记者:常理告诉我们,喜欢学习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安富海:成绩毕竟是学生自己考出来的,所以有必要去听听当事人的声音。带着这个“常理”,我随机访谈了参加过2018年PISA测试的三所中学的60名学生。“你喜欢学习吗?学习会使你感到快乐吗?”当听到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学生都是笑而不答。参与回答的学生的答案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呵呵,还可以吧”;“喜欢,谈不上,应该说是被喜欢吧”;“不太喜欢”;“学习,作业,我听到这两个词心情立刻变差”;“还有人喜欢学习?疯了,肯定是疯了”。每个学校回答“还可以”的学生的数量都极少。

其实,我国四省市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61位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了成绩好不一定爱学习。另外,PISA2018测试结果还显示,我国四省市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三科的学习效率和对学校的归属感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名也比较靠后。也就是说,学生不仅不喜欢学习,也对学校没有归属感。事实上这个结论根本不需要PISA测试来告诉我们,随便走进一所学校观察几节课或访谈一些学生和教师就能得出类似的认识。

2.睡眠和吃饭时间之外的每个时间段都填满了学习

记者:不喜欢学习,学习效率又相对较低,为什么还能考出“第一”的好成绩呢?

安富海:延长学习时间是我们的取胜法宝。虽然PISA2018测试结果显示,我国四省市学生平均校内课堂学习时间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4位。然而这里统计的只是学校安排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时间统计在内。众所周知,我国学生尤其是大城市的学生课外学习时间长得惊人。从这三所学校了解到,大多数学生一周内每天课外学习时间3小时左右,5天共15小时;周末两天的学习时间在8小时左右。这样算来,我国学生每周合计的学习时间一定会在79个参测国家(地区)中遥遥领先。2012年PISA测试结果也表现出这个问题,上海队代表中国内地参加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总分第一,但是上海队还得了另外一个第一,就是学习时间最长,每周的学习时间是13.8个小时,加上课外辅导等,一共约为20个小时,而OECD的国家的平均值是7.8个小时。

如果大家认为这种统计说服力还不够,那我们再来看看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的情况。大多数中国家长重视教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为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统计显示,2019年杭州市家庭每年用于孩子课外辅导支出的费用为2万~4万元,2020年又上升到3万~5万元。几乎是家家都给孩子补习,少则三项,多则五六项。家长的这种高昂的教育投入足以让学生在不足的睡眠时间和火急火燎的吃饭时间之外的每个时间段都填满学习。

记者:是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近视率、肥胖率增加,这些问题这些年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在呼吁,但一直得不到改善。

安富海:几次PISA测试使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固然令人自豪,但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时间成本、身体透支和学生丧失学习兴趣的沉重代价。2020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小学生的平均近视率大概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关键在于高中生81%的近视眼中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占到28%。另外,许多重点中学得抑郁症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自杀或曾想过自杀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增加。无论是对家庭、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样的事实都太残酷,这样的代价也让我们无法承受。

3.讨厌学校和学习,即使考进名校,也很难创造杰出的成就

记者:中小学生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勤勤恳恳努力地取得好成绩,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不爱学习,这一现象的确让人忧虑。但可能很多家长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孩子只要考第一,就能上好大学,就有好工作,那么一切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付出看来也就值了。

安富海:“成龙成凤”的美好期望、“分数至上”的学习目标和重复训练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讨厌学习、讨厌学校,甚至痛恨知识,在一些家长看来并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相当一部分看似优秀的学生的学习都是在外在各种压力逼迫下进行的,一旦压力解除,他们必然会逃避学习,逃避学习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这不是无病呻吟和矫情的忧伤,而是比关注分数排名更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学生讨厌学校、不喜欢学习,即使他将来能够考进名校,也很难创造出杰出的成就。因为他内心对学习没有热情,体验不到学习的快乐,就不可能投入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自己所学习的内容,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我国从1985年前后开始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包括物理竞赛、生物竞赛、计算机竞赛等,每年都有很多获奖者,从1985年到现在30多年了。当年和中国的神童同台竞技的很多国外的小神童,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家了,而我们却很少给世界贡献一流的大家。以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数学家、数学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为例,他1988年获得奥数金牌时,尚不满13岁,当时中国也有不少学生获得奥数奖牌,却很少有人取得像陶哲轩这样杰出的成就,而且大多数已经远离了数学。

记者:爱学习,对学习充满兴趣和热情,对学生的成长有多重要?

安富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可以说,实现这样的伟大目标,需要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创新型人才。积极的学习兴趣和愉悦的学习体验是学习的内在动力,是健康人格的基础,更是创新型人才所必备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一旦对某件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他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在求知、探索、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情绪和愉悦体验又会进一步促进新的求知、探索和实践,这种新的求知、探索和实践会将学习者带向快乐的学习和探究之路。因此,家长应该放下焦虑、捧着平常心多给孩子留一些自由的、可以充分发展自己兴趣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带着愉悦的情绪和积极的体验热爱学习,健康成长。学校应该少研究一些解题技巧、高分秘籍,多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发生的机制,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唤醒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和高远的人生追求,让他们带着愉悦的学习情绪和快乐的学习体验积极探索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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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8 查看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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